常言说，“当局者清，旁观者迷。”贫道在局中听到最多的就是本土文化的弱势现状，令大多数爱好国粹人群迷惑不解。贫道于年前已经提到，本土文化弱势的原因，和本土群众意识境界日趋卑下有关。这个论点曾经使那个某宗教领导的跟班愤怒不已，同时引发了一系列的暴戾反对行为，当然这些都使得该大胆设想，逐渐求证完备，而且许多明显的事实，支持贫道的论点：本土文化内在的强大优势，在表面的长期积弱现象的同时，也已经将许多外来文化定型，或者说是星辰化，也就是有机的附属化，“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乃至本土文化妙用彰显不日即兴。本文试图揭示中华群体意识境界下降的几个因素过程，并就如何提升本土意识水平方向和世界级别的举措要点。
首先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世界上有那些国家的国教曾经衰落到如此地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根植在中国大地上的道教为何变得如此式微，宗教内部原因，还是外部的原因？尤其是这样美妙的根植于国家文化中产生出的国教为何屡屡令整个国家兴盛，人民境界升华了的国家宗教，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下来，非常令人不解。
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于道教”有点模糊的话，那么贫道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制高点悉皆归在大道”才是更为合理的精准表达。从这点出发，大家不难看出，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纯理性完美直达万事万物，外来文化基本上都不由自主地退位到从属地位，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道精神之存在，而道教是集团军方式活动，核心部分是尽善尽美地道法术并用。而这样强大的势力，于本土发展极其有利，故元代之前朝代基本上都是毫无例外用道，乃使国家发展超级强大。不过这里也给国粹留下了祸根，显然他们是所有外来文化势力首先攻击并加以彻底铲除的对象。那么现在纵观那些攻击道教教义，并祸及中医，甚至连风水学命理都不放过的文化剿灭活动，就知道国粹之妙力所在。
贫道观魏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艺术境界都远远在唐宋之上，而唐宋妙趣又远远在明清之上，元代就是四大医家几个隐逸之士，其余并无可观。至民国以下，几乎都是物欲下做之品第，可见群众意识境界下降，实乃外来民族影响所致。要看宗教家，则更是毫无可言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道家人物乃至道教一直对其他思想持着客观中肯的支持态度，譬如儒道之间是相当融洽的，儒家可以容忍道祖是孔夫子的老师，道家虽然反对儒家背离自然的心法，但对儒家的安邦之术持肯定态度，但是道教却一直都是外来精神文化攻击的主要对象，譬如：元魏时代僧徒伪经《汉法本内传》，曾经记述一事：在汉明帝于洛阳建白马寺后第四年，即永平十四年(71年)南岳道士诸善信、华岳道士刘正念等五岳十八观、太上三洞共690名道士联名上表朝廷指控尊佛是逐本舍末，是求于西域；并称佛是胡神，所论教义与华夏无涉，要求与佛教进行方术比赛，以火烧方法来测验各自经典的真伪。汉明帝当即认可，特命在白马寺南筑三个高坛，将道经放在西坛上，将黄老一类道家书置中坛，祭招供物等则置东坛。佛徒们则将佛经、佛像及佛舍利搁于道路上。道士首先举火。他们用紫获与檀沉香为火炬，祈求玉清元始天尊(道教最尊天神)保佑，为使朝廷承认道教灵异而以大火显道经之“真金”。道士们平时自夸神通广大，可吞霞饮气，呼风唤雨，入火不烧，履水不沉，以至能隐身遁形，白日升天等等。不意经书着火顷刻间化做一片灰烬，令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南岳道士费叔才当场羞愧而死。此时佛徒也取火焚经，却只见烈火熊熊吞卷如蛇；但佛经却稳如盘石，丝毫不损。旋见佛舍利生辉五色大放异彩且直冲云斗旋转如盖。其上有西域高僧竺摩腾跏趺端坐，天雨宝花，广现神变。在场观者无不雀跃欢呼。佛法大获全胜。道士们个个垂头丧气，而且当场就有620名弃道为僧；又有贵妇宫女2032人踊跃报名为尼。佛徒们个个眉开眼笑。据称今天白马寺南还残留有两个方土丘，就是当年焚经台遗址。唐朝的一代英主李世民曾在洛阳感于此事，作有《题焚经台》诗一首云：
门径萧萧长绿苔，一回登此一徘徊。
青牛漫说函关去，白马亲从印土来。
确定是非凭烈焰，要分真伪筑高台。
春风也解嫌狼藉，吹尽当年道教灰。
今天来看，《汉法本内传》所载道教同佛教比焚经一事，实为荒诞可笑。要知道，汉明帝时代中国道教尚未诞生，大约在半个世纪至一个世纪以后，张陵和张角方于汉顺帝时代与汉灵帝时代分别在四川鹤鸣山及河北巨鹿创立五斗米教和太平道，是为道教之始呢。那些泊来的僧徒估计传教中谎言连篇已成习惯，连年代都没掐准！那个时候何来五岳十八观太上三洞之690名道士? 可见铲除道教捏造史实不择手段，曾经也是兄弟宗教的一个重要活动之一。哈哈！不过从这个伪造的故事可以看得出，当时的僧徒：一、在比神通而不是说法，说明道教的神通的确厉害，即使干不过也一定要嘴上痛快一下；二、希望道教经典统统毁于大火之中，也希望道士们要不弃道从佛要不立即死光，三、希望权贵妇女加入佛门，这些都不具有佛陀慈悲之心，且明显具有印度特色的尼赫鲁式的歹毒念头，而且先从拉拢妇女入教的做法显然还保留到现今，于发展宗教很要紧手段。这和后来元代的辩经闹剧相比，显然很原始，很野蛮，很暴力。不过相隔不久的《老子化胡记》就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玄妙有趣，毫无凶残立意，一派逍遥景象，令人遐思无限。贫道日后撰文再叙。
后来五代时期的三武灭佛，本来是因为但是佛教寺院太过奢侈，政府整顿寄生虫行为的举措，的确有些严厉，但是被许多佛教友人当做是宗教之争，利益之争，且把矛头直指道教，这就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中国古代政府的行为，只有朝政宰相，或者最多是儒家人物思想能够决定，一般的宗教连敲个边鼓的资格都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政府行为，并无任何历史依据能够证明道人在左右此事。要说利益之争更是俗不可耐，道教丛林是元代以后的事情，在当时就是荒野修真，淡漠名利的人才修道，谈不上什么利益！佛教徒倒是百万之众，该有的利益都远远超过满足水平。当然佛教界朋友们有此时神经过敏，其原因并非害怕政府，还是害怕道教的那些根本妙意，假使令其滋生蔓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挡得住呀。
大规模国家级别的铲除中国文化行为应当从元朝起说。元代西藏喇嘛杨琏珈真得宠于忽必烈，令其总江南浮屠者，史载“怙恩横肆”。“总江南浮屠”就是国师并全国佛教协会会长于一身，“怙恩横肆”是说皇上唆使之下胡乱折腾汉人一切啊。他不仅仅盗墓于皇家陵园，而且帅徒总领江南一切寺观，勒令所有道人“落发留头”，“改装得存”，就是说剃掉头发可以留下脑袋，不然就砍掉头。换掉道袍做僧人，不然就是一刀。把杭州的飞来峰，玲珑剔透的山体，全都毁坏自然风貌，刻上佛像，并用自己的形象替代所有佛像，现在说的千佛一面，就是这个杨秃驴的杰作！不过现代人研究飞来峰佛像艺术风格，都忘记这个国耻。哈哈！你看看这些愚蠢的艺术家的描述，煞是可笑：“在元政权建立之后，随着蒙古民族进入汉地的藏传佛教建筑艺术和石刻艺术，本属藏传佛教萨迦派与西夏藏传艺术的结合，而与当时西藏地区传统藏传佛教艺术风格多少存在差异。如元初杭州“飞来峰就是西夏藏传风格与西藏萨迦派风格过渡时期风格糅合的作品”。再说，元世祖忽必烈推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策略，表明了元政权已经对某些汉地传统文化的认可，这就使得杨琏真伽考虑到江南汉人的习惯，让杭州飞来峰造像大多为佛、菩萨、佛母造像，除了金刚手和宝藏神之外，并没有出现任何形容怖畏的护法神，更没有一尊双身本尊像”。 你看看后来这些书呆子就是当不起大事！当然，他们铲除的不仅仅是几个皇陵，而是要用喇嘛教替代国学，干掉整个中华文化的根子，儒学和道教。其实他们已经很成功了，现代密宗兴盛于汉地京都大城市，其实就是自元代政府抱着彻底阉割汉地文化，包括显宗佛教之后的事情。当然现在又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这原本是中华文化的妙意，却被外来文化当做阉割本土国粹的利器。还有，在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焚烧《道藏经》事件就发生在元朝，而且先后曾经两次。现代的佛教都说是佛道辩经，道教落败的结局，其实是在政府策划下的一场喇嘛对道士无理取闹的闹剧而已。兹摘录一段旧日小记，描述当年钦选的藏地喇嘛是怎样折腾汉人的：“话说这杨琏真伽非常之恶，那元世祖偏生听信他的说话。元世祖不信道教，说只有《道德经》是老子亲笔，其余都是说谎之经，遂诏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余说谎道经，尽行烧毁，道士受佛经者为僧，不为僧者娶妻为民。遂封杨琏真伽这个恶秃驴为江南释教都总统，住于永福寺。那杨秃受封之后，一发无恶不作，凡是道士，尽要他削去头发，改作和尚，如有不遵依的，就拿来棚扒吊拷，加以刑法。一应道观改作寺院，共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弃道为僧的共七八百人，都把道冠儿挂在永福寺帝师殿梁间。但见：有发变成无发，毛头忽换光头。推倒三清像，真个是苦也天尊；脱下七星衣，叫不得急如律令。星冠法服，永福寺梁上高悬；咒水书符，四圣观壁间抛却。乍戴僧帽，还疑头上要加冠；初念如来，不觉口里称太上。至心朝礼，木鱼中敲出雷经；皈依南无，跪拜时误踏罡斗。可怜那些道士，两头奔走无路，只得纷纷削发为僧。时当犬羊混浊之朝，连那元始天尊也无可奈何，只得付之一声长叹而已。鉴湖天长观一个道士削发为僧，将观献于杨秃驴，写张词状道：贺知章倚托史弥远声势，将寺改观，乞复原日寺额。这道士是故意呆那杨秃驴之意，杨秃一毫不知其意，竟从其请。人人笑倒，个个嘴歪。杨秃又将飞来峰玲珑剔透奇异的石峰尽都凿成佛像，丑头怪脑，甚是可恶，山灵有知，无不叫屈。王元章有诗道：白石皆成佛，苍头半是僧。”如此丧心病狂地铲除道教人士宫观焚烧道经数十年，道教还能存活吗？这时的全真教发挥了超级妙道优势，居然在明显的排斥国教形势中巧妙稳夺胜算。那么佛教显宗当时情形如何呢？其实也没有捞着好果子吃！元代皇帝明白，大汉民族强盛和道家密切相关，所以凡是本地文化中沾一个道字，一律铲除，格毁务尽。那么大家就会非常奇怪，他老爹成吉思汗成天邱神仙长，邱神仙短，怎么儿子这么恼怒道教呢？这其实并非世纪之谜！实乃一脉相承的政策：成吉思汗还能不明白这道教厉害吗？所以肯定和儿子讲明，中国之内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摆设，唯独道家是要命的，一定要折腾一下，然后实在不行之际，再来个绥靖政策，把邱神仙请出来，就能制服天下。所以后来元朝政府还真是干不下去了，不是还得把邱神仙请出来，算是平定了全国宗教界的风波，让全真教总领天下道教，一统精神世界，是邱祖一大功德，也是一大妙行。还有一件佛教界普遍认为的得意之作，就是元代搞的一次辩经活动。在忽必烈的旨意下，由八思巴参与和全真教樊志应等进行的辩经大会，上面找到了铲除全真教的借口。其实这非常容易做到，两教教义宗旨天壤之别，鸡同鸭讲，如何辩的明白，加上皇帝明显预谋铲除国家精神代表，动用藏教首领，是历史上极其荒唐无比的政治阴谋策划下的闹剧，其结果可想而知，绝对不会有任何悬念他想。道藏经烧了，道士受到了羞辱，内地的和尚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关于这一点日后专文论述），仅仅是元代以后的政府不得不重新采纳全真教首倡的三教合一理论，平衡三教。元代全面剿灭铲除道教的成果先说到此为止，下面谈谈明朝的问题。
明朝虽然是汉人开国，但是的确是外来的明教起主导作用，所以政府非但有立即扶持汉人传统国教道教，居然继承元代剿灭道教的成果，不过朱元璋假惺惺地把两教平衡一下，都给安抚一下，这一点其实非常有趣。其实明朝对三教合一非常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鉴于元朝的经验：因为道教人物的特殊超然力量，加上明教势力，并且所有开国皇帝一般都要搞些杀忠臣的例行公事，朱元璋的政策非常明显要招安这些在野的高道，将其安排些政府的名位，而且先从正以教安抚，再到名山之巅修建道观，调顺全真教团。使其在高山上老实修炼，万勿到世间传教，最好抱道而终，羽化飞升，老死山林，就是别到世间搞那些妙法的传承，这其实成了一个华夏帝王的最具中国特色的治理定律。这样一来，所有宗教应该具有的功能，都被巧妙地阉割殆尽，道教的信众从社会化的行为，变成了仅仅是每年一度的朝山活动，宗教的群众基础这个主根早已经割断，换来的是与朝廷官位直接挂钩，所以明朝道教看上去很火，实际上很快就枯萎下来。进山访道，学佛这是历史造成的。明朝道教的那些事情基本上就这么多，下面看看清朝情况，就会更明白，国教的衰落过程了。
清朝政府基本上没有对道教进行过铲除行动，因为到了清朝，整个国家的道教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即使有一些存活下来的道观，也仅仅是挺在那里苟延残喘，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经济毫无任何影响力，这一点从近代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据研究清代宗教问题文献统计，清朝政府近三百年历史中在官方文件提到全真教的地方仅有四五次！可见我们全真教300年前就几乎被前朝政府彻底清除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密宗的黄教等蒙古西藏文化改造过的佛教，这些宗教带着强烈的政教合一特色，奴化性质十分突出。换句话说，经过几百年的变革，中国人心中的那些古代妙意浪漫玄想，早已经随着道教的衰落，变成了对现实的厌恶，并且渴望直达彼界，搞得好像地狱就在身边，其实在佛教发源地的尼泊尔人和印度人都不会这么惶恐拘谨地生活。说白了，这些都是外来统治者低俗的欺压本族手法而已，其实那些阴间的说辞，都是那些野蛮地区传教常用的手段，被引用进来，就是要征服我们的大汉志意。这一个手法其实非常成功，因为政府的支持，使得外来宗教都纷纷积极主动地参与了这个对汉族进行的伟大的精神剿灭活动，势力区块很快形成了，他们的传教功能更加发达，除了几个道教的传统强势区域外，几乎没有给道教留下任何活动的余地，也就是没有给中国本土文化留下任何发展的空间。不但如此惨烈，而且捎带着把儒学的文化载体，道观祠堂都顺带消除了,搞到现在，即使想搞国学的人也找不到地方进行常规宣传培训，没有这样的载体，推广任何东西谈何容易，何况是圣学心传，那个不是需要假以时日，长年熏陶才能稍有所得。这不是文化的落后引起的，而是系统化的数百年的政府文化灭绝行为产生效果所达到的必然结局。
为甚佛教要设计一些荒诞不经的说辞如《楞严经》来攻击道教宗旨，用“了义”说来刺激儒士混淆视听，用大乘说剿灭了小乘之后给佛教带来浴火重生的效应，却阉割了佛教生命力，用佛法中的意识修心学取代儒家性命之学，另外道教自胜之道涵义甚广，已经将天下各派修行法门统一在丹法之内，居然也成了佛教中最不学无术的佛教徒们攻击的主要对象，……这些都要详尽研究后才能明白。贫道每每看到那些大德们对道教的评价，不禁哑然失笑：佛教大德们不会那样毫无智慧，愚昧到对妙道只能做曲解的地步吧？道教的教义宏深，道法超然，任何正常人都能看出来其宗旨远胜其他教派，为什么这些大德们却要执意采用种种曲解之法断章取义用来攻击道教学说，甚至污蔑许多大道妙法？这已经不是“道不同不与为谋”的谦谦君子行为，而是“不同道，斩尽杀绝”的蛮夷做派啦！这在中东地区曾经是历史过程中的习俗，但是在华夏本土，显得就非常没有教养。兴许用这些东西来打乱兄弟宗教的做法，在古代比较行得通。因为通讯不够方便，采用这些不实之辞可以蒙蔽眼前的信众，就此获得自身利益，甚至拉拢信徒也方便得多。但是与当今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伎俩很容易被揭穿，显得十分可笑。以贫道的忖度，这些都不是那些大德们真心要说的话，因为的确也不是宗派的了义之说，顶多是个权宜之计，哈哈！相反与佛教的这些攻击性活动，中国本土唯一的宗教道教显得异常大度，从容接纳各种外来宗教的学说，姑且权当作大道之一端，妙道之显化，万般作用，左右逢源，不离真道，皆可顺用唯道是从而已。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使的外来宗教更加飘然凌人，使出了全部的解数，可惜的是大家不过都是一伙凡夫俗子要成神成道，功夫还是下在此身之中，除非你真有自胜的功夫，才能彻底开悟，你这个精气神只能服从自然大道，并无什么奇巧地方，更无过多变化，大家都得老老实实地走“性命兼修”这一条道，这就是东土宗教界的妙意所在，也是其他宗教的瓶颈口。虽然其他宗教没有真正解决“了义”问题，但他们在攻击道教这样美妙超绝之宗教的过程中，却带来一个副产品：就是降低了国家精神的境界，也降低了国民整体素质。道德经说：“智慧出，有大伪。圣人不死，大盗不已。”现在社会的境界层次不断下滑，和这些争抢地盘的愚蠢传教行为相关。
还有一些令人觉得十分荒谬的说法，似乎隐藏着一些特殊的叵测居心，譬如佛的终极关怀是常乐我净，但是汉地说法却总是把那个苦集灭道炒的热闹！其实中国人的文化欢乐无比，即使不说已经超越了佛陀的教导，至少也已经被世人广泛认可，而且已经渗入生活的一切，发掘出美妙的慧乐之果，面对这样的国土，本来其他所有的文化都已经相形见拙，没有任何必要再来搅乱这里的永恒的自然状态。不过总有许多文化具有相当的不自知特色，他们需要强行输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说辞来表明自身的存在之必要性，所以抵达华夏东土的宗教，都要选择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宣扬自己，在中国外来教宗只能颠倒一下苦乐说法，这些本来属于“子不语”的精神垃圾般的东东终于强加进中国人的生活中，这样玩个花样，终于让国人拜伏别圣之下。再说，中国文化承载化力太过强大，所以这些泊来货的妙旨都被吸收进来。别教没有解决的苦，早已经被道德经的“知足长足”化消已尽。道法讲究的“自胜自知”是修行的大法，包含身心性命兼修的理论，却被外来的肤浅的心性修炼取代。连《坐忘论》这样明显的道家独特妙旨，都被当做是吸收外教学说而产生的新突破性的道教思想。近代的许多学者们经常容易走向一个非常狭隘境地，主要的原因就是从修行家变成了纯学问家，这也是宋明理学企图恢复国学的一个主线。而这也是国家精神渐渐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古曰：“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自古至今凡是企图有各类成就者，皆须修身，小修小成，大修大成，不修不成，此为天经地义的平常道理，而此修身之事曾几何时已经变成了少数修行人的专利！这难道不是中国国家精神的下滑现象吗？
每当人类境界变化的时候，都会面临三个基本的选择：从物欲，从精神，还是两者平衡。从物欲则天翻地覆，万物不得安宁！从精神则亦有三个选择：单一，多元，相互渗透。历史上的人类的精神单一化过程是野蛮的传教史，往往通过战争和杀戳异己达到这目的。很有趣的是在华夏国土境内，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谢天谢地，咱们政府通常对精神文化问题选择的是兼容并蓄的方式。因为中国的文化具有强大的融和力量，使各种精神层面的极端行为，逐渐温和转化为自然平和的状态。另外中国政府想来不选择那种从物欲的路线来发展国家，“马放南山刀剑入库”的思想一直是帝王们向往的完美结局。
